木槿花与夏日里的鲁迅 | 钱振文
鲁迅博物馆内的木槿
鲁迅博物馆院子里有两株木槿。一株在鲁迅故居前边的一个小院，鲁博的人叫这个小院百草园；另一株在资料楼大门口左边绿地的边缘。这两个地方游客免进，所以能欣赏到这两株木槿的就只有我们这些在这里上班的人。
我和百草园里那株木槿的关系还要紧密一些。十多年前我来这个院子上班，馆长开始给我安排的办公室就是鲁迅故居前面一排平房中的一间，门口正对着大家所说的百草园。百草园是一片四五百平米的空地，除了荒乱的野草和一丛竹子，还种了不少高树，大概有两株香椿树、三株柿子树，然后就是一株年头很不少、大约有二三米高的木槿。刚来鲁博的那年夏天，馆长交给我一个任务，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，我就每天坐在那棵木槿旁边的亭子里喝茶看书。小院里非常安静，尤其是每天傍晚天光开始黯淡的时候。除了一声声清脆的鸟鸣，偶然能够听到木槿花掉落在我身后的砖地上。
木槿花的花期很长，整个夏天，直到秋天，木槿都在没完没了地开花。一批花盛开着，更多的露出来一点红色的花蕾躲在枝叶后面预备着。
木槿惹人注意，一方面是因为它植株高大。它是花树，既是花，也是树。资料室门口的那株木槿估计栽植的时间还不长，也就看起来不是很高，但百草园的那株木槿却是很高大的，顶端的枝条甚至超过了旁边的亭子。当然，木槿花是很漂亮的花，紫色的花朵一朵一朵掩映在一大堆深绿色的枝叶上，明艳诱人。鲁迅小时候爱读的清代人陈淏子的植物学著作《花镜》中说木槿“叶繁密如桑而小。花形差小如蜀葵，朝荣夕损，远望可观。”这里说木槿“朝荣夕损，远望可观”，是说木槿花早晨开花，傍晚萎落，所以木槿又名“蕣英”，是说它倏忽而落的意思。有人说鲁迅的《朝花夕拾》的“朝花”说的就是木槿。但我们平常并不容易认识到木槿的这个特点，因为我们并不会一整天凝视着同一朵花。
木槿花给人带来许多关于夏天的记忆。
鲁迅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件110年前的木槿标本，这个标本是鲁迅1909年夏天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员时采集制作的。标本的左下角有一个制作人填写的标签，说明标本的采集时间是己酉年七月，采集地点是西湖岳坟。实际上，鲁迅博物馆保存了两件鲁迅当年采集的植物标本，除了这件木槿（上图左），还有一件是马蓼（上图右）。
鲁迅是1909年6月从日本留学回国的。在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当教员是他的第一份工作，教的课程是化学和生理学，另外还担任植物学教师铃木珪寿的课堂翻译。铃木珪寿是日本人，当时两级师范有八个日本教师。据当年两级师范的师生回忆，那时候，每到星期天，鲁迅就和铃木一起带领学生到西湖、葛岭等杭州城郊的山野采集植物标本。国家图书馆保存着一份鲁迅1910年3月采集植物标本的记录，包括采集的日期、地点和标本名称。标本名称有很多是日语，我能完全看懂的部分只有采集日期和地点，罗列出来是这样的：
三月一日，孤山，一种；
三月八日，钱塘门内，二种、门外，五种；
三月八日，栖霞岭，十种；
三月十三日，孤山，八种；
三月十四日，灵隐，十六种；
三月十五日，师范学堂内，一种；
三月十六日，吴山，一种；
三月二十日，本学堂，一种；
三月二十二日，孤山，四种；
三月二十七日，栖霞岭，十三种；
三月二十八日，玉皇山，一种；
三月二十九日，栖霞岭及葛岭孤山，十种。
三月总共采集七十三种。
从上面的记录可以看出，鲁迅在1910年3月采集植物标本的次数达到了十一次，他有时候连续几天出去，并不是只在星期天才出去。当然，并不是每次采集活动都去野外，有两次采集就是在两级师范学堂完成的。据说，鲁迅曾经打算写一本《西湖植物志》，可惜后来没有完成。
鲁迅1910年3月采集植物标本的日记
1924年夏天，搬到西三条二十一号新居不久，应西北大学的邀请，鲁迅到西安作了一次短期讲学。鲁迅这次讲学的题目是“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”，分六讲，是他在北京大学等大学讲过的“中国小说史”的缩略。这次讲学活动，鲁迅7月7日离开北京，8月12日回到北京。这是鲁迅从日本回国后第一次长时间的旅行。自从1912年5月来到北京这个古老的皇城以来，鲁迅一直埋首于古书和拓片之中，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漫游在山野之间了。
这是鲁迅第一次来西安，但西安对鲁迅来说并不陌生。在来西安之前，鲁迅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《杨贵妃》，因此，他对唐朝的地理、人体、宫室、服饰、饮食、乐器等等都有过详细的考证和研究。他这次到西安去，除了讲学，还想到实地体验一下小说发生的背景。但也许正因为鲁迅从书本上得到的知识太多了，当真正来到现场，直观原来想象中的唐朝大都时，对古代西安的各种预期和概念就会扑面而来。结果，想象的丰富美好与现实的空虚破败形成强烈的冲突，冲突的结果就是失望。
在回到北京两个多月后写的《说胡须》中，鲁迅说：
今年夏天游了一回长安，一个多月之后，胡里胡涂的回来了。知道的朋友便问我：“你以为那边怎样？”我这才慄然地回想长安，记得看见很多的白杨，很大的石榴树，道中喝了不少的黄河水。然而这些又有什么可谈呢？我于是说：“没有什么怎样。”
在回想西安之行的时候，鲁迅能想起来的只有“很多的白杨”和“很大的石榴树”，这是很值得注意的。实际上，鲁迅在西安的活动还是很丰富的。除了上课，鲁迅还游览了大雁塔、小雁塔和碑林，看了四五场易俗社的演戏，买了不少弩机之类的古董。虽然看起来忙忙碌碌，但真正让鲁迅产生一点惊奇情调的事物和时刻是很少的。这些特殊事物包括月亮、鸦片和白色的木槿花。和这些特殊事物相遇的特殊时刻就是鲁迅把身心安顿下来的一瞬。月亮出现的时间是7月18日，这天的鲁迅日记中有“夜往易俗社观演《大孝传》全本。月甚朗。”
陪鲁迅一起去西安的孙伏园在《杨贵妃》中说到了他和鲁迅在西安看见的白色木槿花：
到了西安以后，我们发见了一种极平凡的植物，为数实在可观，几乎家家院子里都有的，便是白色的木槿花。木槿本是极平凡的植物，但在别处只看见一株两株，而且是红色的居多，从未有像西安的木槿花那样白色的一片。
在孙伏园的另一篇文章《长安道上》里，他也说到了西安的木槿花：
凡北方所不能种植的树木花草，如丈把高的石榴树，一丈高的木槿花，白色的花与累赘的实，在西安到处都是，而在北地是未曾得见的。
有不少人在文章中说，鲁迅在西安讲学时所住的院子里种着一棵木槿，鲁迅曾经长时间凝视着院子里的木槿花，并由此产生了写作《杨贵妃》的想法。
我至今也没有找到这个说法的根据所在。这个说法夸大了木槿花对鲁迅的影响。但鲁迅和孙伏园曾经看见过、谈论过西安的木槿花却是真实的。我想知道的只是，九十五年过去后，西安城里一丈高的白色的木槿花还“到处都是”否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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